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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后
发布日期:2019-12-04 14:54:08   浏览次数:4865

资料来源:《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从他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出发,一再警告党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应对突发事件和最危险、最黑暗的局势的到来。这种危险真的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在1941年1月制造的。一年前的反共高潮有所不同,当时斗争的焦点已经从华北转移到华中。

它位于中国中部,黄河和长江之间,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连接八路军、新四军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日本侵略者占领华中后,敌后还有广阔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渴望有人领导和组织他们同侵略者作战。

毛泽东在华北敌后的抗日战争战略基本完成后,很快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一重要地区。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协调各主要前线部队的战斗,为新阶段作准备,敌后游击战应大致分为两类地区。一个是在游击战争已经充分发展的地区,例如华北。主要政策是巩固已经建立的基础,为在新阶段战胜敌人的野蛮进攻做准备,坚持根据地。另一个是在游击战争尚未完全发展或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地区,主要政策是迅速发展游击战争,以避免敌人回来时发展游击战争的困难。”他强调:“现在是为这种情况做准备的时候了。”(1)会后,周恩来于1939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总部,帮助他们确定“巩固南方、向东战斗、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深入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新四军在华中的发展面临着许多不同于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展的新困难。首先,抗日战争后,红军游击队成立了新四军,最初分散在南方八省的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指挥系统以前不统一,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也不如八路军。在继续战斗之前,他们需要接受重组训练。其次,中国中部的绝大多数是平原、湖泊和沼泽,以及水网。地形不利于游击战的早期发展。第三,新四军的形成比较晚。陆军总部成立于1937年12月25日。1938年2月,陆军部命令江南游击队集中在皖南歙县闫庙,而江南游击队则集中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当他们经过整编训练准备前往华中敌后时,华中敌后的政治形势比八路军第一次进入华北时要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和日军作战,还要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后面发动的进攻。刘少奇曾这样描述过:“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高估了敌后的形势。他们惊慌失措,撤退并逃走了。当时,敌人的后方是空的。这时,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况,看到了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巨大发展。它在敌后改变了它的概念,觉得它仍然可以在敌后活动。起初,国民党不想深入敌后。取而代之的是,它指示我们去敌后作战。他们站在自己身后。但是,这时,他们大胆而积极地向敌人后方延伸,恢复了他们在敌人后方的统治,并且严格地限制和排斥我们。”②

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和建立新四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他有一个大弱点:缺乏广泛的战略眼光、优柔寡断和优柔寡断。他夸大了自己面临的困难,下定了决心,推迟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发展的最佳时机。

1940年初,新四军的部队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和项英领导新四军总部和驻扎在皖南的第三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陈毅和苏羽率领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成立了江南总部。张易云在皖东开辟根据地后,率领新四军第四支队成立江北指挥部。

此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刘少奇到达中原后,向中共中央建议八路军向南转移,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向北渡河,大力发展苏北。向颖认为,中国中部的南方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北方的发展必须与南方的发展相协调。此外,驻扎在安徽南部的军队越过边境向北不仅困难,而且危险。因此,他主张努力发展和加强安徽、浙江和江西的工作。

面对这两种意见,毛泽东、罗孚、王稼祥等人于1月18日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他们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19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东南局的电报,指出:“向北方发展新四军的政策,早已由中央六中全会共同决定。后来,当周恩来到达新四军时,他同意向南巩固,向东战斗,向北发展。华中地区目前是中国最好的开发区。它可以在中国中部开发(彭雪峰的人数从三个公司增加到十二个团,李先念的人数从几百人增加到九千人)。但是,当大江以南的新四军受到十多支友军的威胁和限制时,我们曾经主张从大江以南向大江以北转移一到两个团,以便大大发展华中的力量。”“请考虑从江南撤兵到皖南,因为我们认为皖南似乎更难发展,江南更容易发展。江南的陈毅同志应该尽力向苏北发展。”(3)十天以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打电话给项英和叶挺,强调“你的主要出路在河北。虽然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好机会,但你仍然必须争取到河的北面”,并要求他们“秘密地准备大部分的渡河通道以备紧急使用”。(4)根据这一要求,江北新四军立即抓住机会,在皖东敌后发展,从原来的5000人发展到3月份的15000人左右,为苏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四军取得一定进展后,蒋介石立即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朱仝、第五战区副司令兼广西将军李咸频、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唐伯恩、苏鲁战区副司令韩德勤等部门进攻长江以北的新四军。这是国民党顽固派试图在华中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的信号。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立即发出“摩擦中心将移向华中”的警告,并迅速作出如下部署:“以淮河和淮南铁路为界,避免这条线以西的武装斗争,牢牢控制这条线以东的地区。”八路军将来到达华中时,应坚决争取苏北全部掌握在我手里,陈毅的部队应立即扩大到苏北他提醒皖南被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的新四军总部:“顽抗的一方可以用其优势兵力进攻新四军的总部地区。因此,皖南的军队总部和军队应提前做好准备,避免袭击。如有必要,他们可以靠近苏南的陈支队,然后转移到苏北。”(5)4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部署4万至5万人的部队,在三个月及以后到达华中地区,增援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部署后,长江以北的新四军以说服和斗争的态度暂时阻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它在军事上击退了韩德勤在长江以北的进攻。

4月初,蒋介石邀请朱德和周恩来去重庆讨论华中问题。顾朱仝还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郭萍到上饶讨论新四军的活动领域。毛泽东已经清楚地看到:“当前形势相当严峻,蒋介石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打抗日的招牌,实际镇压共产党。”6.但从大局出发,他还是同意周恩来去重庆通过谈判争取更好的局面。同时,他还向彭怀德、黄克诚、刘少奇等人发了电报,说:蒋介石“同我谈判条件,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纳入黄河以北,并将黄河以北划定为我两军的防御区”但是首先,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们的斗争越来越困难。不进入华中,我们就无法生存。第二,万一发生全国性的灾难,我军决不能限制从黄河以北进入中原。因此,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这次蒋介石命令韩德勤、李咸频、李宗仁、魏李荒和鄂豫皖苏各省的军队进攻新四军,互相寻衅滋事。因此,我仍然应该借此机会向南方派遣必要的部队。“⑦

此时,蒋介石已计划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长江以北转移到长江以南。在分析了新四军在长江以南的情况后,他们认为:“叶和祥在长江以南,就像瓮中之鳖,可以用手抓住。陈,苏南小米,如海边的鱼,稍纵即逝”今天。因此,在谈判过程中,顾朱仝多次提议将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转移到南方,以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性,并在消灭他们之前把他们集中在苏南的一小块地区。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国民党的企图。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对韩德勤发动强大进攻后,顾朱仝肯定会加强对皖南和江南新四军的压迫。他最担心的是皖南局势,因为驻扎在皖南的新四军的陆军总部位于被日本军舰紧紧封锁的长江以北。国民党军队驻扎在长江的东、南、西,随时可能遭到突然袭击。他打电话给项英,问新四军:“当皖南军区司令部和部队遭到某一方攻击时,有没有办法脱离包围圈,避免重大损失?南方打游击战还是东方加入陈毅比较有利?向北过河绝对不可能吗?”⑨和其他问题。后来,项英得到电报:“顾里(朱彤)有可能对我军在皖南和华南采取压迫措施。我们希望我们将准备好应对这一局势,但我们绝不能先从它开始。我们应该把自卫原则作为我们的优势。”⑩

江南新四军有危险,这是很明显的事实。然而,项英、陈毅和苏羽对如何脱离危险有不同的看法。项英认为,“由于长江以北的部队没有向南转移,冲突不可避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他主张“长江以北的叶(飞)张(道勇)团都应回到长江以南,以应付重大事件”。⑾陈毅、苏羽认为,“皖南不在敌后,被三个战区包围。苏南是我军抗日和向东北方发展的基地。此外,从我军当时的兵力来看,在皖南和苏南暂时难以迎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陆军总部向苏南靠拢”。⑿毛泽东和党中央支持陈、苏的意见。4月26日,中央书记处给项英、陈毅打电话,告诉刘少奇、张易云:“皖南军区司令部最好尽快迁到苏南。”又一次重申了一个重要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该在友军后面行动,而应该在战区和敌人后面行动。⒀

形势日益恶化,项英的犹豫只会使形势恶化。5月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给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尖锐地批评项英:

“在敌后一切地区和战区,我们都应该强调同一性而不是特殊性,否则就大错特错了。无论在华北、华中还是华南,无论在江北还是江南,无论在平原、山区还是湖沼地区,无论在八路军、新四军还是华南游击队,尽管各有其特殊性,他们都有身份,也就是说,都有敌人,都在抗战中。因此,我们都可以而且应该发展。中央已经多次向你们指出了这一发展方针。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出国民党允许的范围,不被别人任命,不依靠高工资,独立自主地扩军,坚决地建立根据地,独立地和就地动员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权,发展到一切敌占区。”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发展得越多,共产党在全国发展得越多,就越有可能克服投降的危险,争取好转,我们党在全国的文章就越好。如果我们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认为我发展得越多,他投降得越多,我后退得越多,他抗日得越多,或者认为现在是国家分裂、国共合作不可能的时候了,那就错了。”

“全党全军只有采取斗争政策,才能在处理可能发生的突发民族事件时,做好思想准备和工作安排。否则,1927年的错误将会重演。”⒁

这一指示一下达,陈毅就率领部队向北渡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摧毁苏南新四军的计划。然而,项英仍然顽固不化,没有加入陈毅在苏南东部的军队。他失去了调动的机会,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仍然毫无准备。这使得皖南新四军总部越来越危险。

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1940年6月5日,德国对法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五天后,意大利正式向英法宣战。在德国军队的闪电战攻击下,同月22日,法国政府贝塔姆向德国投降。英国军队从欧洲大陆撤退到他们的祖国。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抗战。日本正试图加强对中国的攻击和对东南亚的入侵,而英法没有时间向东看。7月23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命令,“迅速处理日那事件”。

6月26日和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全面分析了法国投降和英国退出欧洲大陆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他指出:英法的失败将带来两种影响。一方面,它促使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扩大对战争胜利的贪婪;另一方面,它驱使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残余势力对抗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对中国来说,“由英国、美国和法国发起的东慕尼黑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至少已经大大降低。”“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经从英国、美国和法国转移到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而日本是煽动中国投降的最重要的外部力量。”至于中国的阶级关系,他一向主张做两件事的准备:防范国民党顽固派的突发事件,争取更好的局面。这时,他对国内形势的改善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日战争形势是:“一方面投降的危险空前增加,另一方面改善的因素也增加了”,“大局有利于抗日”。他还指出,推动形势好转的两个因素是:共产党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投降也不“镇压共产党”的最重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外有大量的中间势力,他们仍然有更大的积极性。这也是国民党主体不能投降或“镇压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⒂这一分析与他三月份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思想是一致的,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了更加明显的位置上。

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战争三周年现状宣言,并为《新中国报》写了一篇“团结到底”的文章,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在这篇文章中,他亲切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兴衰是所有抗日党派和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看来,责任更大。”"共产主义者应该是抵抗和团结的模范."“抗日战争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派,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民族抗战。”⒄

形势变化时,高级干部正确掌握党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7月6日,毛泽东在杨嘉玲中央礼堂向延安高级干部发表了“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特点”的报告。他说:“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时期。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和前所未有的投降危机正在逼近。”"接下来的一年将非常艰难。"但是“有可能避免国家统一、投降和反共”,“我们的政策是避免这种可能性,逐步争取改善”。他提出,在反共高潮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应强调与国民党的团结。我们应当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但是应当“限制在战区、敌后和边区二十三个县内”。要纠正统一战线实施中的“左”倾错误,但也要反对右倾。毛泽东在分析中央军仍然保持抗战热情时提醒大家:“中央军的组成现在是对前一个的新补充,国民党的大部分中央军队也包括在内。中间势力的概念在党内还不普遍,应该纠正。”⒅

在总结十三日会议的讨论时,他特别谈到团结和斗争的问题:“我们强调团结和斗争,反对一切既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我们强调团结,有时我们强调斗争——这要看顽固派是把团结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反共放在第一位。”"争取团结——延长合作时间."“无论在哪个方面(政治、军事、文化),当前时期都是以团结为主导的。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没有改变,双方同时作战。”也就是说,在现阶段,有些地方的反摩擦斗争也可以表现为局部高潮,如苏北⒆

毛泽东自己也积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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