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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发彩金大全-西南联大精神与北京大学
发布日期:2020-01-11 13:09:30   浏览次数: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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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发彩金大全,摘 要:对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精神的丰富内涵、文化渊源、现实意义进行初步探讨。西南联大不仅仅是历史,更是未来。特别是在世界走向“多元一体化”的今天,西南联大的合作精神、自己好也希望别人好的精神,更值得弘扬。

关键词:西南联大精神;北京大学;多元一体;大同世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是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形成的一所特别大学。在国破家亡的极端艰难环境下,西南联大师生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怀着正义必胜、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肩负着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崇高责任感,以“中兴业,需人杰”自激自励,团结合作,敬业求知,行大道,求真理,成就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引发了国内外的瞩目和研究。西南联大结束七十多年来,西南联大的声名不随岁月而消失,反倒越来越响亮。海内外学者探究西南联大的精神内涵,希望西南联大精神得以传承和发扬,对今天的高等教育发展有所启迪和借鉴。西南联大校友马识途先生的话可为代表:“我一直在为西南联大之所以为西南联大作深层次的思考,到底什么是联大精神?”[1]

西南联大精神,尽显中国大学人的血性与风骨

西南联大的实体已经成为历史,但其精神依然光华四射,人们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表述十分丰富,大致有:

第一,“联大不只在名义上是一个联合大学,而且在事实上是等于一个大学。然而联大之所以能够这样,不外是因为这三个大学的当局、同事以至于同学,有了真正的合作的精神。”“联大之所以成为联大,除了有真正合作精神之外,又有其真能吃苦的精神。”(陈序经,1943年) [2]

第二,“三校‘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是与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休戚攸关。……联大彼此间有大的度量,容人之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否则,不能长久维持。同时要有希望别人进步的精神,大家彼此竞争,不但希望个人好,而且希望别人好。”(刘时平,1946年)[3]

第三,“九年来的合作,是最高兴的一件事。别的大学在困难中,不能持久,而三校在流亡九年,甚至搬家和招考时都联在一起。”(胡适,1946年)[4]

第四,“让我们八、九年来在昆明同事的人想一想:在勉强的情形下,有勉强的结果,主要是依仗了三校合作的精神,今后精神依然存在。为了以后的成就,本着原有的精神,互相合作,每个学校都可以对国家有贡献。”(梅贻琦,1946年)[5]

第五,“北迁之举,三校师生仍联合发动……一亦以表现八年来通力合作之精神,彻始彻终,互助互让。”(梅贻琦,1946年)[6]

第六,“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郑天挺遗稿,由郑克扬等整理删节,2000年)[7]

第七,“西南联大的师生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和‘一二 · 九’运动的‘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三位常委相互信任,合作无间,做出了好榜样,使各系教师都能精诚合作……”(朱光亚,1998年)[8]

第八,“其实,西南联大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即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的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赵瑞蕻遗稿,2000年)[9]

第九,“毫无疑问,爱国主义精神是联大精神的组成部分,除此以外,作为西南联大标志性的为联大人所共同崇奉的思想和精神是什么呢?我想最主要的恐怕就是三大学所继承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了。”(马识途,2008年)[10]

第十,“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联大师生取得重大成就的最重要的精神动力,……在教育思想方面,联大一直坚持了‘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的精神。……三校的团结合作及其组成人员的奉献精神保证了联大的成功。”(李曦木,2008年)[11]

第十一,“联大有四个‘可纪念者’,其中之一即为西南联大的合作精神。”(张玮、朱俊,2014年)[12]

第十二,“西南联大不可复制,但其“‘行大道,求真理’的精神值得继承和发扬。”(郭建荣,2015年)[13]

……

西南联大精神的内核:人和事成

顺序而看,我们发现对西南联大精神的理解和表述,随着时间的变迁有着共同之处,但也各有侧重。今天的研究者比较侧重爱国、民主、科学;身负重担的亲历者当年则更看重合作、团结、同甘共苦等。而于爱国、民主、科学,却未提及。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以为“爱国”对当年的西南联大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是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的。至于民主、科学也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当人们沐浴在爱国、民主、科学的环境之中时,对爱国、民主、科学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它们已经“深入地融合在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以至于人们根本无需再互相说明和解释”[14]。马识途先生的话可为有力的佐证:“这种科学和民主精神可以说融入到西南联大师生的灵魂中去,无论老师的教学和科研,学生的学习生活,以至为人处事、校务社会活动,无不本着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办事。联大虽然由三大学校长组成的常委会主持校务,但关于教学的大政方针却很尊重教授会议的意见。……关于学生的事却多由学生无记名投票民主选举的学生自治会来负责。……”[15]

民主、自由、科学的学校环境是大家的理想,但理想要建筑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现实是,“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的三所大学,能否联合起来,坚持下去”是当时面临的第一关。参与长沙临大筹备,后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先生,在1943年曾写道:“我因为在旅馆住得不便,乃到湖南教育厅问朱经农先生,我能否搬入长沙圣经学校居住。朱先生告诉我道:圣经学校虽已定为‘临大’校址,可是‘临大’能否成立,还是一个问题。……我要指出,在那个时候,不只朱先生不能预料‘临大’能否成立,就是一般的教育界的人士,以至北京、清华与南开这三个大学的同人,也很怀疑‘临大’的能够成立。因为这三个大学,不只因为历史、环境、学风都有不同之处,而且因为经费上的支配,课程上的分配,以及其他的好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16]

这许多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在国难当头、为国为校、以大局为重的大前提下,被西南联大师生一一解决了。当然,这并不容易。只要看看只有西南联大合作九年,与抗战相终始,以至于一提“联大”,人们想到的就是“西南联大”,好像除了“西南联大”,再无联合大学。其实“自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以致教会大学之合并或计划合并为联合大学的,并不只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这三个大学,然而有的合并以后而分开,有的始终没有合并。只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今还是一个联合的大学。所以‘联大’这个名字,现在已变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特有名字。”[17]不像有的大学 “联而不合也不和”结果“昙花一现”[18]。由于联合不容易,所以当年的联大人倍加珍惜。

“合作”是需要条件的,主要在人,关键在领导。远大目标、中心理念是靠可操作的具体细部来实现的。西南联大的领导、三常委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都是中华传统文化陶熔出来的硕士大家,并具有开新思想,吸收兼容西方文化,有多年管理大学的经验,深知民主科学、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校环境,对培养人才、发展学术的重要,并为此而尽心尽力。蒋梦麟认为合作是勉强不来的,必须彼此相互了解,然后才能合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本是“通家”,抗战前“三校对事情的看法与做法,大同小异;人的方面多是熟人。”[19]三常委不仅彼此了解,而且有相同或相近的办学理念。梅贻琦认为:“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20]蒋梦麟则说自己“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21]张伯苓立志终身从事教育救国大业,造就大量勇敢、果断、有远见、有魄力之青年人才。为达此目的,他认为“惟要在能力行师生合作,以共谋校务之发展,养成团体之精神。”[22]知行合一,于是便有了陈序经先生所讲的情况:“我们三位校长的合作精神,固是随处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同事之间以至师生之间的合作精神,也是随处可以看出来。……同事之间,在这数年来过从之密,是超了所谓校与校的界限。在同学之间,在最初三四年间虽尚有北大清华与南开之分,然而上课食宿,并没有这种区别,近二年来,我们差不多只有‘联字号’的同学,而没有三校之分。至于师生之间,六年以来可以说是很为融洽。”[23]

融洽不等于没有矛盾。联大常委会第一三二次会议议决“聘请郑天挺先生为本大学总务长。”[24]郑天挺在南来之后本欲专心学问,不再兼任行政职务,于是再三婉拒、坚拒而未获准,故为“免引起校际间之摩擦,影响合作局面……只好牺牲个人”,就任联大总务长职。1940年中,随着战事的紧逼,教育部令西南联大做迁往四川的准备,为考察校址筹备搬迁,开始推荐人选,只考虑谁合适就推荐谁,并不考虑所属学校。但事后发现六人皆属北大之人时,觉其不妥。郑天挺于是找蒋梦麟谈“迁校事最好由三校共任之。”结果,常委会议决“枚荪、子坚、岱孙入川”,三校各一人。1940年下半年,有教授议论于常委会下设“校务长”,以促进校中行政效率,表示对梅贻琦不满。梅得知后不爽,有辞意。郑天挺考虑“月涵果辞常委会主席职,则必由孟邻师继,如仍以余为总务长,逵羽为教务长,今甫为秘书主任,则等于以北大治三校,此事之万万不可者。”[25]可见郑总务长处处事事考虑到三校的合作问题。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和而不同”,创造了奇迹。

联大人心系家国,合作包容,为国家民族的担当精神源自三校。“校园中曾多次举办过讲演会或座谈会讨论民主与科学,那实质上仍是‘五四’民主与科学主题的承袭和高扬。……我想这或许就是由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所肇源的近代文化的精义所在,而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一个奇迹……则是有恃于这种深厚的近代精神的原动力。”[26]

联大精神源自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崇尚“人和事成”誉为“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人和”是关键的条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步步递推,把“人和”推为成就事业的首要因素。西南联大的实事正是“人和事成”这一光辉思想的最好诠释。

西南联大精神的时代内涵:行大道,求大同

述往事思来者。18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英国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的兴起,新兴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沿着资本扩张的道路,逐渐形成了强势的西方文化,并不断自我膨胀,产生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以至于霸权主义,其所造成的种种危害逐渐显现。西方学者反思:“我们征服自然和让自己更舒适的偏拗、狂热的冲动,已使地球的生态系统遭到污染并面临崩溃。我们再不能这样下去了。”“现在该是从这种偏执中觉醒,反省我们的根本问题的时候了。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究竟为什么活着?”[27]出版了诸如《塞莱斯廷预言》《帝国》等著作,希望摧毁“资本主义本身”和“帝国主义的邪恶”。这种反思实际上就是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化自觉”,即“就是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进而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8],即包容各个独立国家,而又高于各个独立国家的“大同社会”[29]。但这需要东西方的思想融合达到“更高的层次”[30]以产生新文化。

当前,世界的大环境是各种文化正在“史无前例的大接触、大交融”[31],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走向“全球化”;发展大势是“合作共赢”“世界一体”。人们的认识会随着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开始反思过往,进入“文化自觉”。于是发现“人类除了有竞争和破坏的本能,还有通过‘仁慈’与合作来保持生存的本能。或许只有到了逼近深渊的‘最后时刻’,人们才会被迫去摸索一条合作之路。”[32]“多元一体”的世界格局已经露出曙光。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理想,就是要实现一个人类和平共处并共同发展的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不应是互相冲突的,而应是相互协调的。这就要培养能完成这一使命的人。北京大学即有这样的传统,从‘五四’运动开始,它在近代已经起了很好的作用,她最早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她提倡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反对霸权,反对控制他人;她提倡世界大同,……”[33]“世界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之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34]于是中国智慧发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这种自己好也希望别人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因为人们希望“结束国力不均的国家间的冲突,确定各国间的平等”。可以预见,中国智慧将引导人类向互信互助、交流互鉴、平等协商、合作共赢之路进发,毫无疑问,这是通向“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之路。

学校的任务是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人。今天社会发展大势如此,我们就要关心“怎样去培养出善于在文化多样性的世界里能和平共处、并肩前进的21世纪的人”。所以,西南联大合作、包容、自己好也希望别人好的精神,正是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要的。费孝通先生希望 “北京大学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继续培养出蔡元培时代能兼容并包、进行综合发挥,还要能接上本土五千年的历史、有开阔胸怀的大学者。”[35]我以为这也是费老对所有中国大学的希望,抑或是对所有学校的希望,而绝不局限于北京大学。(作者:郭建荣,单位:北京大学校史馆)

参考文献:

[1][10][11][15]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我心中的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纪念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6-10,11-24.

[2][16][17][23]陈序经.谈联大的精神—联大六周年纪念感言[z].北京大学档案,1943.

[3]刘时平.我就是记者[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41-44.

[4]胡适.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n].益世报,1946-11-02.

[5][19][22]梅贻琦.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n].益世报,1946-11-02.

[6]梅贻琦.梅贻琦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101-104.

[7]南开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899-1999[m].北京:中华书局,2000:368-373.

[8]王学珍,江长仁,刘文渊.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总览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序.

[9]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从西南联大到金色的晚秋[m].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0.

[12]何伟全.西南联大研究(第2辑)[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4:68-93.

[13]国内著名高校学者呼吁传承西南联大精神[eb/ol].(2015-08-11)[2019-08-19].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5-08/11/content_339000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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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蒋梦麟.西潮·新潮[m].长沙:岳麓书社, 2000:274.

[22]王文俊,等.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46.

[24]张爱蓉,郭建荣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23.

[25]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 2018:311,31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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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0](美)詹姆斯·莱德菲尔德(james redfield).塞莱斯廷预言[m].张建民,唐建清,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6:29-32,157.

[28][31][33][35]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88-89,301-302,208-210.

[29](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5-6,417.

[32]彼得·诺兰.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5(1):91-95.

[34]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j].东方杂志,1919(2):188-190.

《北京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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